5月28日上午，北京东三环的一家咖啡馆里，杨淏正在接受一场采访。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，他一次也没有拿出过手机。
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环顾四周，不难发现一种普遍的状态，人们的视线几乎都被一块发光的屏幕牵引着。等咖啡时看，点单时看，即便朋友就坐在对面，也要在交谈的间隙里习惯性低下头，划上两下。
杨淏维持这样的“数字戒断”生活，已经两年了。
2023年，他开始思考，离开数字网络，现代人究竟还能不能正常生活。他决定做一场社会实验——不带手机，不连网络，只靠现金、纸笔和纸质地图，搭乘绿皮火车穿行中国。134天里，他走过国内24个省级行政区、68个县市，写下了22万字的旅行手记。
今年五月，杨淏将旅行手记整理成书并出版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如果让你现在立马把手机关机，持续一周，你是否会产生抑郁情绪？手机并非身体的一部分，它不是人体器官，但你是否可以脱离它生活？”
新书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共鸣。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，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109.54分钟，比上一年增加了0.78分钟。无数人尝试过戒断手机，又在几天后迅速宣告失败。有读者感慨，已深陷屏幕之中，“它太方便了，以至于大多数人浑然不觉自己被困住了。”
实际上，杨淏也曾是“数字囚徒”中的一员。那时，他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长达近七个小时，醒来第一件事是摸手机，睡前最后一件事是放下手机。他根本分不清，自己到底有多少时间在工作，又有多少时间只是在漫无目的地刷手机。
在他看来，自己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，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基本规则。但也应该让技术和数字退回到工具的位置，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，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。他说，“在智能时代，每个人都应该找回离线的权利。”
旅行中杨淏乘坐的绿皮火车。 图/受访者提供
“半离线”
134天的旅行结束后，杨淏重新打开了手机。
开机的一瞬间，消息成百上千地涌进来，机身很快在手掌里微微发烫。不出意外，他再次跌进了数字“漩涡”里。
原本只是想查一个资料，计划十分钟搞定，手指在屏幕上无意识地一滑，半小时就耗在了几个毫无关联的网页里。想快点订个酒店，不知不觉花了好几个小时在不同的平台上反复比价。想找点创作灵感，结果被各种碎片化的信息卷走……
这种失控让杨淏察觉到一种错位感。他说，打开手机的目的和用完之后的感受，几乎总是相反的。“你为了寻找效率而打开它，得到的却往往是低效。”
杨淏回想断网旅行的134天，他只靠纸笔、现金和纸质地图生活。没有随时弹出的通知和无休止的页面跳转。反而是他近年来精神最饱满、注意力最集中、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光。
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数字网络的关系。
“手机太小巧了，可以轻易被带在身上。”在他看来，它背后的设计机制每时每刻都在试图抢夺人的注意力。人们把太多时间交给了社交软件、外卖平台和购物商城。这些工具最初诞生时是为了提供便利，但在日复一日地渗透中，它们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反客为主，统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。
他不想让那场旅行变成一次短暂的逃离，体验过、拍过照，然后回归常态。他也不想再回到那种被算法和设备支配的状态里去了。他决定把旅行中的“数字戒断”带回日常生活，夺回自己的自主权。
《牛津词典》在2013年首次收录了“数字戒断”（Digital Detox，或翻译成数字排毒）一词，并将其定义为“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，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”。
简单来说，数字戒断就是暂时性地放弃或减少对数字设备的使用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仅将它当成一种简单的行为改变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调整。当人选择进行数字戒断时，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在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平衡，试图找回那些被数字设备侵占的时间，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，去体验生活的真实。
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杨淏很快意识到，想要真正夺回时间，“戒断手机”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行为。沉迷手机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漏洞，而是整个人生运转方式的具体显现。“如果你要戒的话，你全方位地要变，是你整个生活系统要被翻转、被颠覆。”
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月的调适与拉扯。
一开始，杨淏想对自己狠一点，把时间压到两小时。但他很快发现，在当下的社会系统里，这不够用。出门看导航，便利店扫码支付，回复几条必要的微信，再加上晚上和家人打个视频电话，六十分钟太捉襟见肘了。反而让他每次拿起手机时都感到一种紧绷感。
后来，他试着把时间放宽到三个小时。他仔细计算过，如果只把手机当成纯粹的工具，“查地图、付钱和家人朋友沟通”，一天九十分钟根本用不完。“一旦超了，一定是因为你没忍住，顺便去干了点别的。”
而对抗身体和大脑的成瘾本能，同样是一场“战役”。
刚开始停用的前两周，强烈的戒断反应如期而至。没有智能手机来打发时间，他突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。无聊了，累了，总有一股冲动想去摸一摸那个“黑色的方块屏幕”。
在杨淏眼里，手机背后连接的是一整个精密的商业系统。无穷的信息结成一张网，算法不断勾勒用户的行为画像，投其所好，精准地诱惑着人的注意力。想要单枪匹马地抵御这种无孔不入的引力，极其困难。
他也因此时常“破戒”。
有时候，明明坐在电脑前，计划半小时内查完几篇文献。可手一滑，点开了朋友发来的一个链接。推荐算法立刻精准地奉上一个他可能感兴趣的内容，接着是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等他猛然回过神来，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。
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空洞感，还有一种隐私被看穿、被算计的不适。他知道，在一场短暂的意志力交锋中，算法极其聪明地捕捉到了他的松懈，又“赢”了一次。
为了抵抗这种无处不在的拉扯，杨淏停掉了家里的宽带Wi-Fi，白天需要专注工作时，他会把手机锁在家里，彻底斩断随时可能被信息拉走的退路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给自己立下了一条准则：决不下载任何短视频软件，决不刷任何短视频。
2023年，杨淏在断网旅行中。 图/受访者提供
“没有手机和网络，好像成了另类”
杨淏和数字网络的“拉锯战”，其实开始得更早。
2023年11月27日，他把发烫的手机和常年开启的电脑一并锁进书房，背上一个40升的登山包，从山西太原出发，计划一路向南。
背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、洗漱用品和相机，还装进了两张中国地图、三本书、一摞现金。
这并不是一次突发奇想的旅程。2021年秋天，杨淏申请上了英国某大学的博士，但因为疫情，只能在房间里上网课。整整三年，每天面对的都是屏幕上的老师和同学，没有在线下面对面交流过。
与物理隔绝相伴而来的，是信息过载带来的精神滞涩。手机每天都在震动，推送着远方的苦难和互联网上无处安放的情绪。但他发现，网络塑造的记忆极其短暂，比如，昨天还让人群情激愤的事，过上三四天，脑子里就什么都不剩了。
他感到一种深切的虚无，想去触摸一点真实的、不会被轻易“忘记”的东西，于是萌发了断网环游中国的念头。
出发前，他和父亲爆发过一次争吵。父母担忧，如果没有手机，遇到危险怎么求救？连个报平安的渠道都没有。父亲告诉他，现在是电子时代，没有手机，你在外面寸步难行。杨淏没能说服父母，但父母知道他的性格，只要做了决定就不会回头，只能无奈妥协。
很快，现实就验证了父亲的预判。
从太原抵达临汾时已是傍晚。杨淏沿街溜达，找到一家酒店，像三十年前的人们那样，把身份证和一沓现金递过去。前台年轻女孩愣住了，对着电脑操作了半天，系统依然无法完成登记。
在系统的设定里，默认顾客必须在手机软件上下单。女孩盯着他，像在看一个“很奇怪的人”。她也是第一次发现，眼前的电脑如果不依靠外部的网络订单，连一个简单的入住手续都办不了。
最后，另一位前台小哥建议他去别处碰碰运气。得知他身上没有手机、没法导航，小哥找来一张纸，画了一张简易路线图递给他。
没有手机，找路只能依靠那两张地图。那是杨淏出发前买的最新印刷版，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。地图上，国道和城市的位置大致准确，但铁道路线、新修建的道路信息却并不准确。
误导随时都在发生。在广东梅州，地图上明明画着有一条铁路直通江西赣州，等走到火车站售票窗口，售票员告诉他，那条线早就没了，得先绕回潮州才能去。
渐渐地，他只能依靠最原始的办法：开口问路。
“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手机，请问去某某地方怎么走？”
每次听到这句话，路人都露出惊讶的神情。有人觉得新奇，以为他在搭讪。有人充满警惕，怀疑他在搞什么博眼球的暗访直播，对他敬而远之。
类似的尴尬和碰壁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
在中部某省博物馆，因为无法出示微信公众号的预约码，杨淏被保安拦在了门外，“规定就是规定。”工作人员告诉他，进馆唯一的途径就是手机扫码，即使带着身份证原件，也无法进行人工登记。
那天，杨淏独自站在闸机外，看着人们熟练快速地掏出手机，扫码，通行。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。最后，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站出来，让他假装成自己的陪护人员，他才得以从人工通道登记入馆。
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杨淏第一次感到了一种非常具体的、被时代抛下的隔绝。他忽然意识到，当一套社会规则默认所有人都有手机的时候，没有手机的人就成了异类。“三十年前，出门不带手机是生活的常态。如今，没有手机，好像变成了一种缺陷。”
人与人的连接
在断网的134天里，写信成了杨淏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。
除了给父母报平安，他还想借此恢复一种古老的家书传统。把旅途中的故事和思绪写成信件，贴上邮票，一张张投递出去。书信很慢，反而让他得以静下心来，重新思考那些日常里被忽略的亲密关系。
他很快发现，写信和发微信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表达系统。在微信对话框里，人的思维是碎片化的。想起一句发一句，连续发几十条也无所谓。许多复杂的情绪，轻易就被折叠起来，或者干脆用一个表情包代替。
但手写一封信不同。每一次落笔，都只有一次发送的机会，而且这很可能是未来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里，他向外界发出的唯一信号。
因此，他常常捏着笔，在纸面上悬停很久，不知道该如何起头。他需要思考，如何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全部聚拢在这几页纸上。
杨淏在旅行中给父母写的信。图/受访者提供
出发两个月后，杨淏走到了四川攀枝花。他会提前写信告诉父母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和要住的地方。在一家小旅馆里，他第一次收到了父母的回信。是父亲用钢笔手写的，足足四页A4纸。
杨淏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。在过去的数字生活里，他话极少，不习惯展露情绪。微信里的叮嘱永远是那几句：“吃了吗”“注意安全”“早点休息”。杨淏早就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交流。
但在这封信里，父亲的形象突然变得丰满而具体。他用工整的字迹告诉儿子，自己和母亲最近去了哪里，干了什么活儿，家里又添了什么有意思的琐事。
杨淏一个人坐在小旅馆床边，把信读了好几遍。他说，这不完全是因为感动，更是因为一种巨大的反差。如果这些话发在微信上，他可能一眼扫过，随手回个表情，很快就被其他群聊消息淹没了。“太快了，快到你根本来不及去感受。”
这种物理上的存在感，在他看来，恰恰是这个什么都可能被瞬间抹去的数字时代里最稀缺的东西。后来，他把父母寄来的信带到了英国，而他寄回家的十几封信，也被父母好好地收在一个铁盒里。
切断网络，不仅改变了他和家人的连接方式，也意外地重塑了他和陌生人的连接。
没有了手机，杨淏失去了随时遁入虚拟世界的机会。在颠簸的长途大巴上、绿皮火车上，在寂静的小镇街道旁，他没办法低头刷手机打发无聊，只能抬起头，和周围的人搭话。这成了他在这场流浪中最珍贵的部分，他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，背包客、学者、做小本生意的商贩。
在茫崖市，他遇到一个收废品的河南老人。两人方言有些隔阂，但聊得很投缘。老人收入很低，生活拮据，却邀请他回到自己用棚子搭起来的家，用一顿饭和一瓶酒款待他。
为了回应这份善意，杨淏打开相机，把屏幕里自己去过的世界展示给老人看：山西芮城的永乐宫、沈从文笔下的沅江沿岸、武汉的黄鹤楼……
老人睁大了眼睛。他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里，对地理位置也毫无概念。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茫崖市，离河南老家2500公里。他只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来自山西，正在徒步穿越中国，很了不起。
杨淏记得，刚进屋时，他本能地觉得老人家里有些杂乱，内心有过一丝抗拒。但老人的敞亮和真诚让他感到惭愧。道别时，老人笑着说：“我没出去旅行过，从你这才看到了这些。”
听到这句话，杨淏鼻子一酸。他觉得，其实是这些萍水相逢的人，把最真实的世界带给了自己。
在云南，杨淏在旅行中遇到的一位老人。图/受访者提供
在广东梅州，他上了一辆长途客车，车票9元。兜里只有一张二十元整钞，司机找不开零钱。僵持中，车上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姨主动走过来，掏出手机替他付了钱。
在山西芮城，他想去看永乐宫的壁画，纸质地图上没有标注，只能在公交车上挨个问路。一个高中生听完他的困境，直接说：“你别自己瞎找了，容易迷路，我叫我爸开车过来送你。”没过多久，男孩的父亲真的开着车赶来，把他送到了目的地。
当被问：“为什么当他以一种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、近乎狼狈的姿态出现时，人们反而更愿意伸出援手？”
“或许是因为脆弱。”他想了想说。
在杨淏看来，在有手机和网络就能解决百分之九十九生存问题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全能的个体。但当你交出那个无所不能的设备，你就褪去了“用户”和“消费者”的标签。你不再是系统后台的一行数据，而是一个手足无措、有着具体困难的人。“窘迫是清晰可见的，需求是实实在在的，感谢也是面对面、带着温度的。”
这种即时的、充满粗糙感的人际互动，是离线旅行给予他最大的馈赠。
“我能走下去，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善意。”杨淏说，过去在手机屏幕里，网络总是轻而易举地放大极端和恶意，让人对现实充满防备。但当他真的丢掉手机，走进具体的生活里时，他发现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，其实都是善良的。
杨淏将134天的旅行手记整理成书并出版。图/受访者提供
“智能时代，找回离线的权利”
今年五月，杨淏把那134天的断网手记整理成书，取名《关机》。书出版后，在豆瓣上拿到了9.3的高分。评论区里，不少年轻人写下很长的共鸣。有人说他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勇士，完成了一场常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抵抗。
但这些赞叹声里，也夹杂着一些新的疑问。有人问，在AI已经全面渗透生活的今天，这种个体的抵抗还成立吗？也有人问，如果现在再走一次，他还会做同样的实验吗？
杨淏沉默地想了一会儿。
“不会再重新做一遍。”
在他看来，这场断网实验更像一次社会性实践和勘探。他想验证的问题，已经在那134天里得到了答案。再走一遍，不过是重复。“它对我来说是一次完整的经历，我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的答案。”
另一方面，他也坦言，“也许更难了。”越来越多的博物馆、公园，甚至街边小型的展览馆，已经把入口彻底搬到了线上。城市的公交系统也一样，站牌上的物理信息不断被简化。人和数字网络、智能设备之间的捆绑越来越深。
在社交平台上，许多人误以为杨淏是一个绝对的技术悲观论者，或者反智能主义者。他并不认同这种说法。他说，自己不是反技术主义者，技术革命伴随着人类每一次发展和进步，新的科技产品出来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去买来体验。
写博士论文时，他会用各种数字工具查阅资料、翻译文献，偶尔也用它梳理学术理论的脉络。而他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，恰恰就是数字平台对人的影响。他觉得，“如果你拒绝去了解它、使用它，甚至没有资格去批评它。”
但他抗拒在技术面前毫无防备地交出自主权。
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，这是一个权力问题。”杨淏说。当一个人开始习惯不问“为什么”，只管心安理得地接受那个最终结果的时候，就在不知不觉中，把做决定的权力交了出去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趟断网旅途里最让他怀念的，其实并不是路上那些壮丽的风景，而是那些一次又一次的“卡住”，比如，在某个偏远小县城找不到住宿，在某个分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走，或者因为地图没有更新，错过了最后一班长途车。
这些“卡住”的时刻，在当时看来无比窘迫，甚至让人绝望。但两年后回头再看，自己最深刻的记忆，全都发生在这些时刻里。
杨淏回忆，没有了手机和互联网，自己的注意力被迫收回，只能集中在眼前发生的、具体的事情上。移动支付、导航这些过去在手机上完成的事，现在要全部转移到线下。这不仅锻炼了他的生存能力，也让他开始沉下心开始了解不同地方的人文和历史。
因为没有手机随时随地提供即时信息，每到一个新城市，他会先去当地的博物馆和书店，搜寻一些与当地人文历史相关的书籍。然后在漫长的候车、乘车，以及无边无际又无人打扰的夜晚里，去读它们。这些内容不仅填补着脑中的空白，也时时左右着他继续旅行的方向。
从进入甘肃开始，他一路上陆续买到了大量与西域考古相关的书籍。他读到，从1870年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到1925年的兰登·华尔纳，短短半个多世纪里，一批批西方探险家、地理学家、考古学家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。
杨淏发现，他们最初是为了地理学、动物学与民族学的探索而进入西北，但在地理发现的过程中，却无一例外地转向了对历史与考古的探究。
在没有网络干扰的阅读里，杨淏觉得，如果当时手里有一部随时可以跳转、随时弹出通知的手机，自己绝无可能获得这样深沉的阅读体验。
但他说，写书也好，接受采访也罢，他绝不会去向别人推荐“数字断舍离”，更不鼓励大家都扔掉手机去徒步。每个人的职业处境和生活状态各不相同，严苛的数字戒断并不具有普适性。
“停用手机，或者离开网络，仅仅只是一个契机。”他说，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完全摒弃数字设备，而是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，反思自己和技术的界限。
“只要开始思考，这一刻，人们就已经拿回了离线的权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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